「我要发言」

萧功秦:「我要发言」--小学生活回忆（之二）
来源；文汇报 2009/04

那时我们个性发展得很自由，有一次，我心血来潮，在上课时直呼一位教地理的女教师的姓名：“张婉英老师！我要发言！”而且声音很响，于是老师让我发言了。不过下课时她把我叫了过去，问我为什么不称她张老师，而直呼其名。我说，苏联小说里的学生都是这样直接称呼老师名字的。这位地理老师也没有批评我，只是说，以后还是要称张老师，不要叫名字。

还有一次，也许是三年级，我突然在上课开始以前，要求班主任经广雪老师让我发言，经老师允许了，我兴致勃勃地走上讲台，向全班同学说，我现在每天早上用的是儿童牙膏，这种牙膏是专门为我们儿童生产的牙膏，甜甜的，香香的，大家都可以让爸爸妈妈去买来用，真的非常好！于是全班同学都兴奋起来了，好些同学都举手要求发言，一位姓李的同学争取到了机会，也上台介绍他所知道的什么东西，他说的是什么我忘记了。那时的老师很宽容，不压抑我们这些小学生的表现欲，一切都那么自然。

到了五六年级时，我们的表现欲就越发强烈了，我与好朋友缪申决定要比试一下我们的辩论能力，于是我们决定上街去找人辩论。具体沿街找人辩论的过程都忘记了，但却记得我们最成功的辩论，发生在学校不远的百官街上的“少年之家”（当时区少年宫都称为“少年之家”）。我们要进“少年之家”去，但这一天并不是活动日，不对外开放。我们一定要进去，看门房间的老伯伯只好把主任找了过来，我还记得那是一位高个子的男老师。他问我们进去有什么事，我说“我们要回家”。“既然这里是‘少年之家’，为什么不能让我们回到自己家里来？”没有想到的是，这位高个子老师并没有训斥我们，只是说你们要进来就进来吧。我们高兴地进了空无一人的少年之家，看了一圈，觉得索然无味，只好又出去了。

我要说一说我在小学生活中记忆最深的一件事。那是1956年春天，我在读三年级时，被学校推选为上海少年儿童的代表，与其他上百个小学生一起，登上了停泊在黄浦江上的正在上海友好访问的苏联太平洋舰队的巡洋舰，与苏联海军叔叔联欢。我记得我们被苏联海军士兵们包围着，一个叫鲍里斯的海军从我身后把我高高地举起。不知谁塞给我一束鲜花，我举起花束使劲地摇晃着，引来了许多闪光灯。我们在军舰上跑来跑去，兴奋极了。鲍里斯还带着我参观了他的卧室，他在自己的床前做了一个睡觉的手势，我却误以为他要我睡觉，忙着摇手。他反复地做睡觉的手势，我反复地摇头。他还带我去了舰上的司令部办公室。记得那个大堂里坐着一群穿白制服的、佩带着金色肩章的光头的老将军。我戴着鲍里斯的海军军帽，进门向他们敬军礼，他们也高兴地把我这个中国小朋友抱了起来。两小时很快就过去了，我不愿意与鲍里斯分手，不让他看到我在伤心地流泪。分手的时间到了，鲍里斯向一位军官讲了几句话，军官简单回答了几句，鲍里斯就把他那顶帽子送给了我，我流着泪与他告别。这顶有着烫金俄文“苏联太平洋舰队”字样的海军无沿帽，成为令全体中国上舰小朋友羡慕的纪念物，一直被我珍藏着。

回到学校后，校长让我在全校大会上介绍我在军舰联欢的经历，我讲得眉飞色舞，同学们听得津津有味。尤其讲到我害怕鲍里斯让我上床睡觉的事，全场的老师与同学都大笑起来。现在想起来，当时我只是一个十岁的孩子，没有发言稿，也没有做什么准备，当然，也更不懂得讲什么套话，能在几百个同学老师面前，滔滔不绝一口气讲上半个多小时，靠的是什么？靠的是自由自在，无拘束，没有条条框框，一切都顺其自然，按一个孩子的天性，把他自己眼睛里看到的新鲜的东西，原原本本地，告诉他想告诉的人们，就像给弄堂里的小朋友说话那样自然。一个小学三年级学生这种胆量与自信，这也是当时更为宽松开放的教育文化环境所赐。它给予了我充分表达自己所见所闻的机会与可能。